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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两岸法律事务


作者：李梦舟




两岸加入WTO的进程

台湾地区于1990年1月1日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名义正式向GATT秘书处提出入会申请。1992年9月29日，GATT的代表委员会，曾就台北的入会案做了公开的、明确的口头与书面声明，该书面声明全名为：“委员会主席朱奇大使就有关Chinese Taipei入会案声明，议程第二项。”该份声明写明“经密集磋商后，决定成立工作小组，以考量‘Chinese Taipei’在GATT中名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入关领域‘的GATT入会可能性。”在声明的第二段指出：“所有成员都认识到此一观点，即一如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5日的第2758号决议案所表述的，只有一个中国，准此，许多成员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点，即中国台北，为一单独关税领域，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有些成员则不认为如此。”在记入这些观点之后，朱奇宣布台北入会案的审核小组成立。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1976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节录）“大会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对于维护联合国组织以及依据宪章所必须之行为均属必须。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会员国之一。

兹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有权利，以及承认其政府代表是联合国之唯一正当代表，（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并立即将将介石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中所非法占据的席次上驱逐。 ”

台湾入会案的成立，“是所有成员都认识到此一观点，即一如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5日的第2758号决议案所表述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单独关税领域的入会案之所以能够开始，就是建立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上的。1995年元月GATT由WTO所取代，同年12月1日台湾向WTO秘书处正式提出入会申请。

中国于1986年7月向GATT秘书处提出申请恢复会籍。1995年12月中国向WTO提出入会申请。两岸将在2001年11月完成主要入会程序，2002年正式成为WTO的会员。

WTO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俱乐部”。主权国家和非主权国家的地区均可申请参加，WTO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要求所有的WTO成员实施统一的规则。按照国际通行的经济规律办事。经济法律、法规体制将和国际接轨。法律、法规透明、有稳定性、可预见性。除了透明化原则，还有公平竞争原则。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关税减让、减少非关税障碍，废除数量管制，相互协商等原则。


WTO与两岸通商

十年前第一波到大陆的台商是以成本考量的中、小企业居多。素质参差不齐。包二奶者时有发生。第二波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第三波以电子业为主，走高科技。大规模投资方向；考量全球布局；考虑在大中华经济圈中扮演的角色，整体发展。

投资形式，早期以 “三来一补”为主，中期以“独资”为主。近期又以合资、合作、争取大陆上市为趋势。台商一般以设备和资金为投资、投资规模、平均比外商小，在大陆的五万家台资企业中，除了240家台湾上市（柜）公司外，中、小企业居多。约93%在500万美元以下，其中80万美元的小投资居多，其次为150万以上的。超出500万美元的投资甚低。只有7.6%。前期投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居多；现转移到大上海地区、江苏、浙江等长江三角洲。两岸产业分工现已突破原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台湾结单，大陆生产”的垂直分工模式，转向以为科技、服务贸易、投资和科技开发合作的方向发展。台北电脑公会今年一项调查，台湾90%的高科技企业已投资或计划投资大陆。台商在发展逐步由利用低成本优势拓展外销市场的模式，转向利用大陆极富潜力的市场和低廉的知识成本。创建自身品牌并与大陆相关企业建立策略联盟。1987年11月2日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以来，已有一千七百万人次到过大陆。其中500万人持有台胞证。2000年台湾720万次出岛游，310万人次到大陆。出岛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到大陆。台湾移民的民调显示，上海排在台湾移民第三位。据非正式统计有二十多万台湾民众在上海经商、长驻。最近台湾汤臣集团有意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园旁建一个二十平方公里的台湾城。计划引进二十万台湾移民。

两岸加入WTO后，当台湾逐步走上中国大陆的经济轨道之时，台湾的经济将变得更象香港，80年代的香港将制造产业移往广东之后，香港转型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服务中枢。反而日益壮大。两岸加入WTO之后，台湾有机会扮演相同的角色，成为大上海地区、江、浙、长江三角洲及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台商服务中枢。转型为台商提供金融、后勤、行销、研发服务枢纽。两岸入会后，台商对大陆投资将从过去以制造业为主，向金融、保险、电信、旅游、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互补互利空间加大，两岸经贸结构关系将出现调整。

加入WTO之，台湾‘陆委会’的应因方案。第一阶段：1涉及通商部分，开放大陆物品进口。2开放陆资企业到台湾投资房地产、服务业等。第二阶段：配合经济安全及应用机制的建立，就两岸通航及商品、资金、人员、资讯等进一步双向直接往来做整体规划和调整。台湾‘陆委会’提出加入WTO的‘三通’政策是分阶段调整：“先通商再通航。”

2001年5月11日台湾“陆委会”主委蔡英文称：“厂商有利用大陆的人才、市场降低成本的必要性，不过在这些产业外移大陆过程中也是在培养竞争对手能力。”“两岸经贸合作的时代来临，双方经贸将产生结构性的变化。”“未来大陆在加入WTO之后若能顺利与国际接轨，则可能吸走台湾的资源，台湾可能沦为大陆的经济附属。进而影响台湾的自主性，随着大陆进口替代和产业升级政策；两岸若干产业已经逐渐由互补走向竞争。”陈水扁先生称“台湾经贸发展需要、、、、、、‘三通’是趋势，也是必走的路”但2001年5月10日陈水扁先生在高雄佛光山说：“有效管理重于开放。”“经发会”两岸小组称：将维持“戒急用忍”的政策精神，采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弹性运作。以后可能出现一种“名义开放，实质管制”为内容的所谓：“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经发会”开放两岸经贸合作、交流的36项共识是值得肯定的，如能全面落实，将能推动两岸经贸的交流和合作，对两岸经贸将产生结构性的变化。“经发会”的共识涉及到台湾的修法另立新法达43项之多。在台湾“立法院”如何修法、立法；如何推动实施 ，有待后续观察。“有效管理”是否可能成为“戒急用忍”新的代名词，“有效管理”与“戒急用忍”如何区别，“戒急用忍”是否借有“效管理”借尸还魂，有等观察。民进党秘书长称：民进党没有看到“戒急用忍”松绑六个字，只看到“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台联黄主文称：“经发会”在“戒急用忍”的政策上达成“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共识，是“戒急用忍”政策的延续。

2001/8/26台湾“经发会”达成36项共识，两岸经贸重要结论包括：

一、 确定推行动两岸经贸发展的基本原则为：台湾优先，全球布局，互惠双 及风险管理。

二、 大陆投资“戒急用忍”政策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

三、 建立两岸资金流动的灵活机制，主要作法：

1、进一步开放OBU（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与大陆地区金融机构直接通汇。

2、依国际惯例，循序开放台湾金融服务业赴大陆进行业务投资、设立分行（分公司）或子公司。

3、开放陆资到台湾投资房地产，并配合加入WTO，开放陆资到台湾从事事业投资，以及逐步开放陆资到台湾从事证券投资，并以QFII制度对陆资作有效管理。
【案情】

2011年1月6日、1月7日，被告H公司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时近期限，H公司等筹措还贷款项。同年7月1日，原告谢某通过其公司网银账户，将1400万元汇至H公司账户。同日，相关当事人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据》，载明的借款人为H公司、H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及D公司。

被告李某与被告刘某于2002年2月结婚。2011年7月5日，李某与刘某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称因经济原因，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并约定将房产归刘某所有，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若有债权债务各人名下自行承担或享有。同日，该两被告在民政部门办妥离婚手续。

H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制造、加工，股东为被告李某、胡某和张某，对应的股份分别为50％、30％和20％。2012年7月31日，胡某将其30％股份转让给被告李某，H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被告李某占80％，张某占20％。同年7月，被告H公司在年检中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称其公司开发制造的SET脑功能检测系统医疗设备，因尚未取得国家注册批文而不能买卖，所以该公司未发生销售。

原告谢某要求《借据》上列明的借款人还款付息，同时以涉案借款发生在被告李某、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由，要求被告刘某对被告李某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李某辩称：其未向原告借过款项，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某辩称：因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无需对李某承担连带责任，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裁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借款虽发生在被告李某、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笔借款用于被告H公司经营，借款发生时被告李某在被告H公司的股份为50％，被告刘某无股份，并且被告H公司的产品因未取得国家注册而尚无销售。同时就涉案借款而言，现有证据也难以证明被告李某、刘某有共同借款的合意，或借款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涉案借款不宜认定为被告李某、刘某夫妻共同债务，对被告刘某的辩称予以采信。法院判决被告H公司、李某和D公司归还原告谢某借款1400万元，并自2011年7月5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支付利息。


【评析】

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不仅涉及到夫妻之间财产的调整，更涉及到夫妻双方之外的债权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我国婚姻法并没有构建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只是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问题时，提出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这些规则包括用途推定规则、合意推定规则和身份推定规则。1950年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及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都规定了凡所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即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凡夫妻双方名义所欠债务，或者虽以夫妻一方名义所欠债务但经过对方同意的，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以举债时间是否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即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三项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尤其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冲突与矛盾。要求债权人根据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证明借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借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其收益实际用于夫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债权人尤其是善意债权人来说很不公正。从夫妻内部来说，一方根据用途推定规则的抗辩理由很容易成立。由此容易诱发夫妻双方相互串通，以离婚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道德风险。而身份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几乎绝对地分配给了否认共同债务的夫妻一方，只有当他（她）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采取了约定财产制的情形下，才无需共同承担债务。其举证责任甚至比用途推定规则推定中的债权人还要严苛。审判实践中，也由“过去更多的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发展到“更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损害对方配偶的利益”。

为消弭三种推定规则的冲突，各地法院也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例如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债务的除外。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债权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这种意见以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为原则，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还是没有减轻。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要求债权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并承担举证责任。这在私营经济发达、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也会冲击社会本已脆弱的诚信体系。有鉴于此，又有观点提出另一种规则体系，即以身份推定规则为原则，以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予以衡平、修正，即凡是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债权人起诉，夫妻双方均抗辩为举债一方个人债务情形下，由夫妻双方共同举证；在举债一方抗辩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推定体系对各方的举证责任作了较为合理的分配，不至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案审理中，法官正是根据这种体系，在李某坚持借款非其个人，而为H公司行为的情形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刘某。刘某提供的H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该公司因研发的医疗设备尚未取得批文而未有销售业务。无销售即无利润，李某未将其在H公司的经营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刘某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借据》上相关被告的签名、盖章方式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认定涉案借款的债务人为被告H公司、李某和D公司，判令相关被告共同还款付息。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