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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政府


批转市统计局拟定的《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
天津市政府


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统计局拟定的《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即遵照执行。
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资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单位在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资料时，一定要做到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交流，又有利于保守国家机密。凡是绝密和机密资料，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公布或对外提供。经批准可以对外提供或公开引
用未经发表的全市性统计数字，都需事先与市统计局进行核对，防止造成混乱。

天津市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管理办法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市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请示报告》和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关于切实注意保守国家经济机密问题报告的通知》的精神，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全市性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划分为绝密统计资料、机密统计资料和非机密统计资料三部分。
绝密统计资料系指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数字。这类资料包括：1．国防建设和军工生产及职工人数、人材培养；2．与国防建设和军工生产有关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产量和生产能力；3．钢材、粮食、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以及军需用品的库存量和供应量；4．放射性
元素和稀有金属等重要战略矿藏储量；5．黄金产量和销售量。
机密统计资料系指涉及国家经济实力的统计数字。这类资料主要包括：1．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贵金属、轻重稀土元素、稀有分散元素和特种非金属等重要的矿产资源及保有储量；2．铜、铝、粮食等主要物资的库存量；3．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4．铁路机车、货车拥有
量及运输能力；5．民航飞机、运输船舶、渔轮等拥有量；6．有国防意义的港湾和航道；7．电讯线路长度、通讯网构成；8．战略广播电台的个数、位置、发射功率、使用频率波段；9．重要基本建设项目；10．重要工矿企业的产品产量和成本；11．燃料、电力等主要物资的平衡
资料及使用方向；12．社会购买力和商品货源的平衡资料；13．粮食、食油、棉花、棉布收支平衡资料；14．出口商品收汇一美元所需成本；15．财政收支平衡资料；16．财政支出中战备支出和物资储备支出细目；17．信贷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平衡；18．对外援助；19．工

伤事故资料；20．传染病发病率；21．专业运动员人数；22．有关人口死亡的原因及待业人员统计等。
非机密统计资料系指反映一般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数字。这类资料可以向外提供和公开发表。主要包括历年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邮电、国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卫生、文化、广播、出版等不属于上述保密范围的统计数字。
二、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实行分级管理。
1．属于全市性绝密和机密的统计数字，不得对外泄露；如果必须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在征得市统计局同意后，由有关委、办、局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属于地区性（区、县）的机密统计数字应报区、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2．非机密的全市性统计数字，由市统计局每年以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形式公布。在未公布以前，仍应注意保密。如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需经对外提供数字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审定，并征得市统计局同意，其中对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经济统计数字，如红小豆、对虾等
产量和进出口量大的工矿产品等，还应征得外贸局同意。
3．不属于全市性机密的业务性统计数字，如某些技术经济指标、某些产品的分品种产量等，需要对外提供时，由各委、办、局自行审定。
4．各委、办、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全市性经济和社会统计数字，要以市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并在对外提供和发表前与市统计局核对一致，防止数出多门，造成混乱。
5．有关重要科研技术成果方面的统计资料，有关单位如需要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征得市科委的同意。
6．与外国合作的项目，要区别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凡属引进项目、外国帮助改造项目和科技合作项目，如需提供统计数字，应限于直接有关的部分，范围不宜扩大。凡属经济规划、经济模型等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机密的项目，有关机密资料不得向外国人提供，也不能让外国人参
与实际计算工作。今后，一般不宜再与外国共同搞“经济预测”和“投入产出”一类的合作。必须搞的，应经有关部门审查，属于地方性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属于全国性的报国务院批准。
7．全市的计划数字，包括远景规划数字和年度计划数字，凡没有公布过的，都是机密资料，各单位对外提供和报刊公开发表时，必须事先征得市计划委员会同意。
8．属于全国性的数字，除国务院、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公开发表过的外，我市各单位一律不得公布或对外提供。如需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时，应报请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三、市统计局发送有关部门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或有关部门从市统计局抄录的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除已公开发表的外不得对外提供。如需对外提供应事先征得市统计局同意。
四、为适应国内外了解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需要，市统计局按年编印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供有关部门参考使用，并在《天津政报》上按季发表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统计数字。
五、一切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参加接待、谈判和出国访问的人员，在向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同胞介绍情况或讲学等，都要遵守国家保密制度，不该讲的国家机密数字，绝对不能讲。对未经批准擅自公开发表和向外提供机密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责任。
六、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作好这项工作，各区、县和各委、办、局在本单位内指定综合统计部门或有关部门，负责管理本单位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统计数字的审查、核对和检查工作。各单位在检查保密工作时，应将对外提供和公开
发表统计数字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检查。



1982年1月22日
经济纠纷？合同诈骗？抑或职务侵占？

钟 伟 苗



案情介绍：1995年3月，原浙江省诸暨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下简称四建公司）中标获得了上海延安西路第二小学综合楼、上海场中路芳苑住宅D\E型多层住宅和C型高层住宅的土建和安装工程承包权，工程总预算为2189万元。建设方和承包方签订了《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承包方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建设方按承包方的工程进度向承包方拨付工程款，合同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必备条款。此后，四建公司聘请王某（非四建公司职工）担任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并与他签订了《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上述所有的工程项目，四建公司预先按总工程款的一定比例提取税收、“管理费”和“安全保证金”、“工程保修费”等费用，其余工程款项由王某按工程进度向四建公司申请拨付。《协议书》还规定，对承包方和建设方签订的合同中有关承包方的条款，王某必须保证履行并负法律责任。《协议书》同时规定了四建公司要解决王某工程施工中的主要技术问题，并要对工程质量和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至案发时，建设方共拨付给四建公司工程款2134.1万元，王某以付民工工资（用现金）和购工程材料（一般用支票）为名从四建公司领取2051.7万元（其中现金493.9万元，转帐支票1557.8万元）。经查，王某实际只付民工工资391.7万元（工程材料款问题至今未查清），把现金用于其它工程项目开支19.2万元，王某对其余款项无法说明去向。由于王某的不当做法，致使四建公司已被迫重付民工工资66.6万元和材料款等97万元（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四建公司，法院已判决四建公司向债权人支付工资或材料款。还有多少债权人会起诉，不得而知）。另外，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反映，王某在1994年7月至1995年3月担任诸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杭州分公司杭州中医院教科病房楼工地负责人期间，采用了同样手段，获利70多万元。

王某于1997年9月28日被诸暨市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名义刑事拘留，1998年月1月9日被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10月12日被诸暨市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出台前的罪名为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某不服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29日以王某系挂靠经营、其不是四建公司职工等理由，认为王某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特征，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时至今日，一审法院仍未重审，公诉机关已撤诉，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然公安机关既未补充侦查，也未撤案。

对于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的问题争论较大，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属于经济纠纷，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1、从四建公司与王某签订的《单位工程责任协议书》内容看，工程项目的实际承包者是王某个人，四建公司除按很小的比例提取固定费用外，不承担任何工程风险，且该工程项目的中标，王某起了主要作用，因此，王某的所谓承包经营实际上是挂靠经营；2、王某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3、按照《协议书》规定，王某有权支配工程款。因此，王某既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也不具备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要件。至于四建公司被迫重付民工工资和工程材料款的问题，则是四建公司同意王某挂靠的直接法律后果，四建公司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王某追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1、王某开始“承包”前，四建公司发文任命王某为上海工地的负责人，表明王某具备了职务侵占罪所必需具备的“职务”；2、王某利用职务之便领取并侵吞民工工资的行为十分明显，且数额巨大；3、王某主观上是故意，且其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的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清，然后才能正确定性。分为以下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事实上确属四建公司内部责任制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时，王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首先，要对“挂靠经营”和“内部承包责任制”进行本质区别。分析生产要素是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唯一手段。“内部承包责任制”协议的发包方必须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场地、技术、设备等，而“挂靠经营”关系中的被挂靠者却不提供任何生产要素，只提供“牌子”（虽然个别情况下“牌子”也是生产要素，但在这种情况下，“牌子”只是“承包”关系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本案情况看，如果四建公司不但提供了“牌子”，而且事实上提供了工程所需的必要的技术服务，进行了必要的安全和质量管理，加上已查明的四建公司按工程进度向王某拨付工程款等情节，那么完全可以断定，王某和四建公司的关系决不是什么“挂靠”关系，而是“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虽然，双方协议中有许多条款不合理或不合法，但不能否认双方“内部承包责任制”关系的事实。其次，要搞清王某从四建公司领取的款项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按照银行操作的基本规则“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建设单位拨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一旦进入四建公司的帐户，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属于四建公司。王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欺骗手段从四建公司领取款项加以侵吞的行为，侵犯了四建公司的财产所有权。第三，要对“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正确理解。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在职务上所具有的主管或者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方便条件，如公司经理利用自己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调配、处置单位财产的便利，企业会计利用自己有权管理财务的便利等等。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物的，都要以职务侵占或贪污行为论。当然，这里的“职务”既可以是“正式职务”，也可以是“临时职务”，甚至可以是“兼职职务”。而且，事实上，企业劳动用工形式早就实现了多样化，“正式职工”的概念正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时鲜概念是“合同工”或“临时工”、“兼职兼薪”等。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侵吞了该职务所归属单位的财产”。从本案情况看，王某虽然不是四建公司的“正式职工”，但他作为四建公司上海工地的负责人和《协议书》中的“承包人”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某的“职务”是一种“临时职务”或“兼职职务”。而且，王某确确实实是利用了他的上述“职务”便利，从四建公司代领取全部民工工资款和以代付工程材料款为名领取工程材料款，并隐瞒了其实际上不付或少付民工工资款和工程材料款的事实，并进而加以侵吞。王某的这种做法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产的一种表现方式。第四，从主观上看，王某先前曾用同样手段侵吞了诸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70余万元，因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故王某认为此举有空子可钻，因此，其继续用这种方法从四建公司捞一笔。可以肯定，王某与四建公司签订《协议书》只是其实现侵占目的的一种手段，虽然不易被识破，但经过综合分析，就会发现王某的犯罪故意是十分明显的。从王某“承包”工程后的生活豪华程度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五，王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实行刑事惩罚的必要性。第六，王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条件。

第二种情况：如果查实王某与四建公司的关系确实属于挂靠关系，那么，王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按老刑法规定，罪名为诈骗罪，刑期一样）。理由是：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签订合同的形式，采取隐瞒事实的方法，使四建公司多次“自愿”地向其“拨付巨款”，并从中加以侵吞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笔者持第三种观点。









作者单位：浙江省诸暨市委政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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