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1年1月17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适用本规则。
第二章 立法准备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本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编制本届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项目在实施中需要调整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社会团体、公民等，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建议项目。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项目，在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的最后一年拟订下一届五年立法规划建议草案；在每年的第四季度拟订下一年度立法计划建议草案。
第五条 起草法规草案，应当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书面征询等形式。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中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行政管理权限或者其他重大问题有分歧意见的，省人民政府在提出法规案前应当负责做好协调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可以组织起草法规草案的有关调研论证活动，也可以参加由省人民政府部门或者社会团体组织起草法规草案的有关调研论证活动。
第三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八条 一个代表团或者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九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依照本规则第四章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规草案送交代表。
第十一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二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主席团提出书面审议意见。
第十三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四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五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六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省人
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十七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大会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十九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
第二十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有关的工作委员会研究审查、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有关工作委员会研究审查、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会议议程的，
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工作委员会研究审查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二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提案人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提交法规草案及有关资料。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十日前将法规草案送交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提出的法规审议结果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制委员会提出的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规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可以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的汇报，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二稿进行审议。
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二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部分修改的法规案和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法规案，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和法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就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法规案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审议意见或者研究审查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的研究审查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修改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
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提出的重要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其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参加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九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条 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之间对法规案中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三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书面征询等形式。
第三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要权益的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法规草案在新闻媒体公布，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收集、整理。
第三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经主任会议提出、全体会议同意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会议议程审议的，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三十六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或者草案修改二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七条 法规草案表决稿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写明需要修正的条款、修正的依据及理由。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不提请会议表决的，应当向修正案提案人说明。
法规草案表决稿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章 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程序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对较大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州、自治县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审查其是否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是否违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是否违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出的规定。对不违背上述原则和规定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
第四十条 报请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报请批准机关应当提交书面报告、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文本及其说明和必要的资料。
第四十一条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研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一般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即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在全体会议上由报请机关的负责人作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查。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时，报请机关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同省人民政府的规章之间相互抵触的，可以根据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认为省人民政府的规章不适当，可以批准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同时根据情况可以撤销省人民政府的规章或者责成省人民政府予以修改。
（二）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不适当，但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的，可以在批准时提出修改意见，制定机关应当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后公布。
（三）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章的规定均不适当，可以分别按照以上两种办法处理。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的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交付表决前，报请批准机关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后，审查即行终止。
第四十五条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决定草案，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六条 经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较大的市或者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
第四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地方性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会各地区工作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
第四十九条 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拟订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五十条 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五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的地方性法规解释同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五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法规案，可以邀请公民旁听会议。
常务委员会聘请的立法顾问可以列席法制委员会会议。
第五十四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五十五条 交付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规，可以按照本规则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案，应当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
定。
第五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公布地方性法规的公告，应当载明法规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地方性法规及其解释通过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甘肃日报》应当于十日内全文公布。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规则第三章、第四章的规定。
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修改和废止的报批程序，适用本规则第五章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全文公布修改后的文本。
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常务委员会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以及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在公布后三十日内，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五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的，由法制委员会征询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意见后，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报主任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在规定的期限
内将主任会议决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6年3月8日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制定地方性法规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2001年1月17日
质疑“严打”
潘哲锋
“严打”是严厉打击的简称，在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是一个使用极频繁的字眼。如某某地方针对某事开展“严打”运动或者是经过某次“严打”运动取得了如何的成绩等等在全国各家报刊上频频见到。对于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笔者总感到疑疑惑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下面就谈谈笔者的几点质疑。
一、“严打”是否符合我国的法制精神，是否与我国的《刑法》原则相悖。
我国如今提倡的是“依法治国”，凡事都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就是公安、法院、检察等执法机关同样不能例外。自1984年我国首次提出“严打”这概个概念开始，一直是公安机关的时尚名词。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相适应，而“严打”的宗旨是严厉打击，召开各种各样的公捕公判大会，对在“严打”期间破获的各类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及其具体犯罪事实规定有从重、从轻、减轻处理的情节，但是这些在从重从快处理的“严打”方针下基本上遭到抹杀。“严打”体现更多的是人治思想，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法制精神格格不入。
二、“严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
“严打“期间，普遍实行的是加重刑罚，与平常的打击犯罪分子的刑罚意识不同，导致量刑不均衡，造成适用法律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九八三年“严打”期间，为了体现从重从快原则，不少案件量刑过重，又将上诉期限缩短到三天。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过后又出现了大批减刑的浪潮。上诉期限的随意缩短，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利，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践踏，使法律失去应有的严肃性。“严打”一般来说时间都不长，在“严打”期间犯罪分子畏法蛰伏，待严打风潮过后又卷土重来，使“严打”过后的一段时间变成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持久稳定执法，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在执法上不能搞运动。
三、容易形成为“严打”而“严打”的不正之风。
对于那些在“严打”成绩突出的公安机关，政府会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在物质利益和虚荣心的双重驱使下，有的公安机关就会为了“严打”而“严打”，为了“政绩”而“严打”。
我们来看2001年中新社关于“严打”的一组数据：河南郑州市经过20多天奋战，共破案251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800余起，逮捕890余人，摧毁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42个；南宁4月份摧毁黑社会性质恶势力团伙188个，摧毁86个毒品犯罪团伙，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100多件；广东4月到8月共破获刑事案件6万余起，与严打前5个月相比增加22.4%，逮捕犯罪嫌疑人25000余人；浙江4月到6月破获刑事、经济犯罪案件3115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9876人。从这些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上我们不难看出，在严打期间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是江山一片红，战绩突出。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平时破案率不高，但在这“严打”期间破案率是直线飙升，有些沉积了好几年的旧案也破获了，其间是否有“猫腻”就不得而知了。任何一种运动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严打”自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中取得成绩固然令人精神振奋，但深究一下，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几个疑问：1、在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喊警力缺乏，人手不够，破案力量不足，破案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下，为何在“严打”这段短时间内就能破获如此多的治安刑事案件？平时那些公安机关又在做些什么呢？2、如此多的犯罪活动以前是如何在公安机关的眼皮底下存在，又是如何在“严打”中被发现的？3、某些拖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陈年积案又是如何在“严打”期间被破获的？在“严打”以前难道就找不到一点线索吗？为何不积极寻找线索？ 4、短时间内如此大量的的治安、刑事案件是采用种手段破获的？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多少是靠刑讯逼供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 5、有没有好大喜功谎报成绩的？
为此，笔者认为，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本意是好，但于实践并不可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能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对整个执法、审判体系及它们的工作规律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严打”过程中极易形成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为了政治利益而“严打”，捞取政治资本的不正之风，同时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也是“刑讯逼供”滋生的温床，人治思想极为严重。所以“严打”既有悖于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也难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浙江省天台县 潘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