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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6年6月26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分行：
现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及时报告总行。

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管好用好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根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及有关金融政策和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贷款性质。此项贷款是为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开发而设置的政策性贷款，属有偿有息信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边境贫困国营农场发展商品生产，尽快脱贫致富。
第三条 基本任务。贷款坚持经济开发式扶贫方针，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强贫困国营农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目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棉肉奶等主要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优化贷款结构，支持以当地种养业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和能够发挥资源优势的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变贫困农场的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充分发挥扶贫开发的整体效益，促进农场经济的发展。
第四条 基本原则。贷款坚持“借款自愿、贷款自主”、“有借有还、到期归还”、“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等基本信贷原则，依法管理，确保贷款周转、安全和效益。

第二章 贷款范围和用途
第五条 贷款范围。农业部确定的新疆、黑龙江、云南、内蒙古、广西等五省区138个边境贫困国营农牧场。
第六条 贷款用途。主要用于：
（一）农业机械的购置、修复与配套。
（二）开荒、收复弃耕地、低产田改造、造林、改良草场等所需的劳务、机械作业及化肥、良种等生产费用。
（三）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所需的机电设备购置和新增生产能力的流动资金需要。
（四）农产品加工业的机械设备购置和新增生产能力的流动资金需要。
（五）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市场建设以及用于农产品保鲜、运输、储藏的设备购置。
（六）农业技术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所需的设备及物资购置。
（七）其他与扶贫开发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需要。

第三章 贷款条件
第七条 贷款基本条件。
（一）生产经营项目必须列入垦区扶贫开发规划，并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和立项，立足当地资源，布局合理，所需能源、设备、物资、交通、环保等条件落实。
（二）承贷主体权属清晰，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具有法人资格和健全的机构。
（三）贷款项目必须有一定的自有资金比例，一般不应低于20％，坚持先用自筹资金、后用贷款的原则。
（四）贷款应由具有相应经济实力的单位担保，或有足够清偿贷款的财产作抵押。借款企业应参加财产保险。
（五）承贷单位必须有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或筹建许可证；在经办行开立基本帐户，并向经办行报送经营计划和财务报表。
（六）借款企业要接受银行信贷监督，恪守信用，保证按期归还贷款本息。

第四章 贷款期限、利率和贴息
第八条 贷款期限根据贷款项目的生产经营周期和借款企业综合还款能力分别确定，最长不超过5年。
第九条 贷款利率严格执行国家利率政策和规定，及时计收利息。承贷单位可持经办行开具的收息证明向有关部门领取贴息金。

第五章 办理贷款基本程序
第十条 办理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必须遵循以下基本程序：
（一）受理借款申请。经办行受理贫困农场的借款申请后，要对所报贷款项目进行初审，并签署审查意见上报农业发展银行省区分行。
（二）贷款审批。农业发展银行省区分行根据垦区扶贫开发规划和贷款条件，对经办行上报的贷款项目进行审查和评估，并履行审批手续。
（三）签订借款合同。对已经审查批准的贷款，借贷双方按照《借款合同条例》和有关规定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办理借款手续，由经办行按生产进度适时发放贷款。
（四）监督检查。要经常对经办行及项目实施、贷款使用、财务收支、经济效益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必要时予以信贷制裁。属于违法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
（五）按约收贷。贷款要按期收回。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期收回的，可办理一次性延期。一年期以下贷款，贷款延期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1至5年期贷款，贷款延期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没有按规定办理延期的贷款，要加收利息，同时停止发放新的贷款。
（六）总结报告。要经常总结贷款管理工作的经验，并向上级行报告。

第六章 贷款管理
第十一条 计划管理。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计划每年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专项安排并下达各分行。贷款计划安排的依据是各垦区申报的贷款项目计划、贫困面的大小、贫困程度、上年计划完成情况、经营效益和还贷情况，要体现按效益分配和向特困农场倾斜的原则。
第十二条 项目管理。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实行项目管理。经办行要在垦区扶贫开发规划中择优选项，严格审查，并按项目编制贷款项目计划。各分行申请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的项目计划要正式行文上报，内容包括：计划说明、项目分类、效益分析、市场预测等。贷款项目计划于每年年末之前上报总行。
第十三条 核算管理。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要准确计入到总行规定的会计科目中，及时反映贷款发放的进度和执行效果。
第十四条 贷款发放方式。各省、自治区分行根据各垦区财政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的不同，在坚持贷款用途和确保贷款安全、按期收回的前提下，可采取统贷分用统还和分贷分用分还两种方式。
第十五条 贷款回收的比例要与贷款计划分配挂钩，对到期不能还款的农场，要相应核减新的贷款指标；对及时还款的农场，到期收回的贷款可继续用于贫困农场的扶贫开发，并与新增的贷款统筹安排使用。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分行要建立健全贷款的经济档案和项目档案。档案按项目分别设立备选库、执行库、资料库，记载贫困农场的基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贷款发放、贷款检查以及经济活动分析等情况。

第七章 贷款监测与考核
第十七条 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实行项目监测制度，包括建设期监测、项目竣工监测和生产经营期监测。
第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分行要对边境贫困国营农场扶贫贴息贷款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将检查情况于每年年底上报总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各省、自治区分行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总行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修改权属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


【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某天，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白马铺村村民王秀英在其家附近发现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真实身份不明，下称无名妇女)，遂予以收留，后想将该妇女出卖。王秀英将该想法告知邻村村民周元英（另案处理），周元英随即找到被告人刘友祝，刘友祝告知周元英，大龙村村民肖永秀（另案处理）的儿子尚未结婚，并与肖永秀约好去白马铺村看人。肖永秀看了该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分别给刘友祝、周元英、王秀英3人2000元、1000元、1600元不等的好处费。因无名妇女不能做事情，肖永秀于2011年7月将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刘友祝退钱。

刘友祝想再次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以便偿还肖永秀的钱。2011年7月7日，刘友祝委托周元英为该无名女子做媒。次日，周元英得知东塘村村民周安飞的小儿子尚未结婚，便带着周安飞赶到刘友祝家，周安飞看了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支付刘友祝10628元。刘友祝分得10028元，周元英分得600元。周安飞家人得知此事后，怀疑该无名妇女系被拐卖，遂要求周安飞将无名妇女送回。同月18日，周安飞等人将该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求刘友祝退钱，遭刘友祝拒绝，周安飞的家人随即报案。公安人员前往刘友祝家中将其抓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无名妇女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刘友祝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在办理拐卖妇女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的行为和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尽管名义上称是“介绍婚姻”，但实际上是拐卖妇女。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互相了解对方基本情况的情形，即使婚姻介绍者收取的财物较多，也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对被告人刘友祝两次出卖精神发育迟滞妇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友祝以介绍婚姻的名义买卖妇女，从而非法获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刘友祝辩称：其具有借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而无出卖妇女的目的，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宜认定被告人刘友祝构成拐卖妇女罪。本案中，王秀英收留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妇女，刘友祝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后在该无名妇女被买家送回的情况下再次将该无名妇女出卖，其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款项也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认定为拐卖妇女罪。被告人刘友祝也在上诉中提出了类似的辩解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该无名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以“介绍婚姻”为名，以牟利为目的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虽然其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为他人介绍婚姻，但实质上已超出所谓介绍婚姻的主观想法，而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法官评析】

以“介绍对象”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利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

1．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异，应结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区分。

以“介绍婚姻”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取非法利益的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并收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在实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异。拐卖妇女犯罪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本质上是否定被拐卖妇女的人格、将人“物化”的人口贩卖行为，侵犯了妇女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主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主观上以出卖被拐卖的妇女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相比之下，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并不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而仅仅是居间联系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婚姻介绍者显然要考虑男女双方是否同意该桩婚姻、婚姻是否合法等因素。因此，是否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是区分拐卖妇女犯罪与介绍婚姻行为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从客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客观上将妇女作为商品进行拐卖。为了在客观上顺利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一般需要对被拐卖妇女实施非法的人身控制，通常情况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都是通过欺骗或强制等方式事先控制被拐卖妇女的人身自由，然后将被拐卖妇女出卖给他人。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因是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故不存在对妇女的人身控制问题，更不存在出卖妇女的问题。

第三，从行为主体及合意上看，拐卖妇女犯罪涉及的是犯罪行为人与非法收买人之间就买卖被拐卖妇女事宜的非法合意，被拐卖妇女完全处于被非法处置的地位，丧失了自主决定婚姻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相比之下，对于介绍婚姻的情形，婚姻介绍者通常需要接受男女一方或双方的委托，或取得男女双方的同意，最终是男女双方达成结成合法婚姻的合意，如果男女一方不同意就无法促成合法婚姻，因此婚姻介绍者仅仅起到居间联系的作用。

第四，从获取财物的性质上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所获得的财物是以被拐卖妇女的人身为“对价”，通常是向非法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方收取，在性质上属于非法牟取的利益，数额往往较大，明显超出合理的居间介绍费用。相比之下，婚姻介绍者所获得的财物是“婚介费”、“感谢费”，属于居间介绍婚姻的酬劳，该费用可由男女一方或双方承担，数额通常是合理的，在性质上属于合法收益。

最后，从对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影响上看，一般情况下，许多时候被拐卖妇女的亲属对被害人被拐卖的行为并不知情，拐卖妇女犯罪通常会造成被拐卖妇女与其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被动脱离，严重破坏了被拐卖妇女原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是在男女双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婚姻介绍成功，就会促成新的家庭关系的成立，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2．为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介绍对象”获取利益的行为，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前文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介绍婚姻行为之间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象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一般比较容易区分上述两类行为。但如果被拐卖的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就容易引发争议。本案中，有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钱款也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刘友祝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从中收取好处费。换言之，刘友祝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应他人要求介绍婚姻行为，而是积极的出卖妇女行为。刘友祝连续两次寻找买主并将无名妇女出卖，第一次是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儿媳妇，刘友祝从中索取2000元，而王秀英收留无名妇女多日，仅从中得款1600元，可见刘友祝行为积极，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出卖该无名妇女。同时，在该无名妇女因无法做事情被退回后，刘友祝为了退还此前收取买家的2000元钱，又单独将该无名妇女出卖给另一买家，从中索取10028元钱。因此，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刘友祝并非受人之托介绍婚姻，而是积极通过出卖无名妇女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从该案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买家并不能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一，本案被害妇女经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行为能力，无法对他人介绍婚姻的行为做出判断，缺乏自由表达意志的能力。刘友祝并非该妇女的监护人，其出卖该妇女获取利益的行为亦非使该妇女受益的行为。其二，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对象均系生活无法自理者，他们自身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更无法照顾该妇女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刘友祝出卖该妇女的行为并非是为了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其三，刘友祝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未使该妇女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该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承担一个正常妻子可以承担的责任，因此买家的家庭并未对该妇女表示容忍，而是将其退回，因此，刘友祝单方面以介绍婚姻的形式将该妇女出卖的行为，非但未能更好地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反而严重侵犯了该妇女的人身权利。如果刘友祝主观上是为了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应当通过公安机关寻找该流落外地的妇女的亲属，使其恢复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从而切实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最后，被告人刘友祝具有出卖妇女非法牟利的目的并且通过出卖妇女的行为实际获利。刘友祝先后两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出卖，索取大额非法利益，其所获得的钱款是出卖该妇女的非法所得，并非介绍婚姻的好处费。那种认为刘友祝所获得的款项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