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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文学”：主旨、方法与局限

胡水君

　　“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30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作为文学的法律”将法律视为同任何其他文学故事一样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故事，其倡导者主张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样式同法律修辞学的属性，这实质上是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适用于法律，因之，语言、文学批评手法以及解释方法的运用尤其受到了重视。诸如“讲故事”、修辞学、隐喻、寓言以及叙事等都被广泛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作为“讲故事”的书写与作为“科学”的书写针锋相对，通过讲述基于个人切身经验、虚构的故事乃至奇闻逸事，人们可以描述一种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或者让其摸棱两可）的共同经历，让人们洞察为法律的权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话语中穿插一些没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视角，从而揭示现代法学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释也被认为是文学解释的一个特定种类，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了关注。目前，解释方法在宪法学界尤为流行，费什（S.Fish）、费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解释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律解释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学解释方法能否被用来发现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释框架？为了发现法律文本的复杂性，是否需要目的开放的道德解释准则？有法律批评家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对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读者通过质疑法律文本的权威而发现新的意义和解释，例如，费什就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共同体”所创造的，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习惯实际上对文本的意义起了作用，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释则是在“法律话语”的语境下进行的。总体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十分看重语言、修辞艺术和解释方法，并且主张老师和学生都应当对各种文学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师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当然，“法律与文学”的上述两种划分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格，事实上，二者都重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学理论的运用，要将二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指出，“法律与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中的法律”的本质主义到“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反本质主义的转向，但严格区分二者无疑是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在怀特看来，作此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卡夫卡曾经把法律学习比作吃锯木屑，看来法律的学习远不是一件容易而有趣的事。而“法律与文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使法律教学成为一种轻松而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法律与文学”的兴起也很难说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传统（律师和法官在这一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后现代思潮没有关系。而“法律与文学”能够崛兴的最要紧的条件或许还在于法律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贝尔（C.Bell）曾经提到法律与文学的如下联系：文学名著很多都与法律、法律制度相关；解释问题对文学和法律批评与研究都很重要；法律家和文学家都知道语言和修辞的用处；法律（如关于淫秽作品的法律、版权法等）通过各种形式对文学作品予以管制。这些联系在波斯纳（R.Posner）的《法律与文学》（1988／1998）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明。但波斯纳始终没有忽视法律与文学的差别，他认为法律在小说中完全是补助性的，小说主要想说明的并不是法律，因此，必须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小说对“人类处境”的关怀区分开，他告诫世人：“最好不要将成文法理解为文学作品，而应将之理解为一种命令。”就此而言，法律与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别正构成了这一运动向外扩展的界限。


国家文物局


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2007年4月9日经国家文物局第5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7年5月1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的资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的资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从事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工作的单位，须依照本办法申请并取得《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方可承担相应等级和业务范围的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的设计工作。

第四条　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工作包括：为开展珍贵文物、一般文物和出土文物的技术保护而从事的现状评估、病害分析、修复方案、预防性保护方案、设计与技术经济分析、分析报告或设计文本的编制等业务活动。

资质申报、审定工作每年一次；年检每年一次。

第五条　国家文物局负责审定、颁发《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和资质年检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资质初审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等级标准

第六条　设计资质分为甲级和乙级。甲级设计资质承担珍贵文物、一般文物和出土文物的技术保护设计工作，乙级设计资质承担一般文物的技术保护设计工作。

第七条　甲级资质的标准：

（一）单位的主要技术人员，须从事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工作5年以上（含），独立承担过不少于30件珍贵文物的技术保护设计方案的编制，且设计方案获得批准；

（二）法定代表人与技术人员具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单位技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业领先，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三）单位从事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专职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2人，聘用的离退休技术人员不超过20%；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

（五）具有设计所需的场所和专业技术条件；

（六）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

第八条　乙级资质的标准：

（一）单位的主要技术人员，须从事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工作3年以上（含），独立承担过不少于10件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方案的编制，且设计方案获得批准；

（二）法定代表人与技术人员具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单位技术水平在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同行业领先，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三）单位从事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的专职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其中，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3人，聘用的离退休技术人员不超过20%；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五）具有设计所需的场所和专业技术设备；

（六）注册资金不少于30万元。


第三章　　资质的申请与审批

第九条　申请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的，须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初审后，报国家文物局审批。

第十条　申请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的，须提供下列资料：

（一）可移动文物保护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申请表；

（二）申请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三）法定代表人简历、职称证书、身份证复印件；

（四）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复印件、聘用（任职）证明及相关证明；

（五）完成的可移动文物保护技术保护设计方案证明资料；

（六）单位拥有的技术设备清单；

（七）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的有关材料；

（八）其他相关证书、资料。

第十一条　申请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的，须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二条　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由国家文物局统一监制。

第十三条　取得乙级资质后从事设计业务满三年，且历年年检合格的单位，可提出升级申请。

申请资质升级，除提供本规定第十条　所列资料外，还须提供原资质证书正、副本。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只限于本单位使用，不得转让、转借、越级或超出资质证书核定的业务范围承揽业务。

第十五条　资质年检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提交《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年检表》和《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提出初检意见，汇总后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作出资质年检意见。

国家文物局受理资质年检时间定于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

第十六条　资质年检的内容是检查单位资质条件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准，是否存在质量、安全、业务活动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年检意见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种。

第十七条　单位资质条件符合资质等级标准，并在过去一年内未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年检意见为合格。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资质年检意见为不合格，国家文物局将暂扣资质证书，责令限期整改：

（一）资质条件中人员、场所、设备或资产任何一项未达到资质等级标准的；

（二）因设计质量问题对可移动文物造成安全隐患或损害的；

（三）违反文物保护技术标准的；

（四）连续12个月未开展业务工作的；

（五）有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十九条　资质年检不合格的单位须在3个月内补充资质条件或改正违法违规行为，国家文物局重新核定其资质等级。

第二十条　《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遗失的，须于30日内在公众媒体上声明作废后，按照资质申请程序进行补领。

第二十一条　资质证书中的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更的，须在变更后30个工作日内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注销手续。

第二十二条　如因资质升级等情况而领取新《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的，须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原审批机关、注销。

第二十三条　资质授予单位因破产、歇业或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活动的，须在30个工作日内，按资质申请程序办理注销手续。

第二十四条　在规定时间内未参加资质年检或逾期未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其资质证书自行失效，需重新申请。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五条　涂改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六条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揽业务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七条　转让或转借《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单位资质证书》的，由审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八条　因设计质量低劣，造成文物严重安全隐患或损害的，除按有关规定处理外，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文物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