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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机激励理论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

李克垣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选择了一条产业化的道路，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评论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依照多个路径进行分析。本文试图用动机激励理论，主要是双因素激励、公平激励和期望激励理论，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粗浅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建议。

一、几个动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1、双因素激励理论。
这是心理学家费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的一个动机理论，他把激励分为两个方面，即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他把管理质量、薪金水平、公司政策、工作环境、与他人的关系和工作稳定性这些因素概括为保健因素；把晋升机会、个体成长机会、认可、责任和成就等与工作本身有关的因素称为激励因素。
当保健因素充分时不能带来满意，但员工便没有不满意，当保健因素缺失或匮乏时，将导致不满意的产生。只有激励因素充分时，才能给人带来满意，激励人们积极从事工作。我们不能小看保健因素，因为它维持底限。

2、公平激励理论。
这是斯达西·亚当斯提出的理论，是指把自己的投入—产出比与其他相关人员的投入—产出进行比较，比率等同则为公平状态，比率不等同就会产生紧张感。
用公式表示，即：
OA/IA = OB/IB （O代表投入，I代表产出）

3、期望激励理论。
这是维多克·弗鲁姆提出的理论。期望理论认为，个体以某种特定方式采取活动的强度，取决于个体对该行为能给自己带来某种结果的期望程度，以及这种结果对个体的吸引力。该理论主要关注三种关系：
1 2 3

用公式表示，即：
M=E×V （E为期望值，V为效价）

二、对现行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带来的激励问题分析
在分析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高等教育的性质。在现代社会，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物品，因为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政府必须提供。相比较而言，高等教育不是纯公共物品，因为要控制进入，具有竞争性。但高等教育主要是政府通过征税来提供的，对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无疑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在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前，一个人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要是分数）就可以享受高等教育，享受人并不需要付费，即高等教育不具有排他性，确实体现了准公共物品的特征。设定一定的分数是为解决高等教育的竞争性问题，是控制进入的一种方法。
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政策，突出表现就是要付费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就是使高等教育在具有竞争性的同时，也具有了排他性，把高等教育从一个准公共物品变成了一个私人物品。这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产生极具危害性的后果。 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分析有多种视角和多个途径，我这里主要运用上面提到的几个动机激励理论予以分析。
1、用双因素理论来分析高等教育产业化。
实际上，人们已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保健因素，基于两点理由：第一，社会发展到现代，人们要求社会为自己提供一条发展和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获得高等教育无疑是最好的途径，因此，人们才愿意纳税，供政府来建立和维持公立大学。已经支付了对价（交税）人们，理所当然要求获得免费的公立大学的教育，这跟付出劳动要求获得报酬是一样的。第二，我国历史上大学免费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公立大学的免费，使人们习惯上更加认为公立大学就应该是免费的。当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收取高昂的学费，实际上是取消了保健因素，导致人们普遍的不满意是必然的。也正是由于人们把高等教育视为保健因素，原来公立大学是免收学费的时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满意，但至少上保证了没有不满意。
要想给人们带来满意，需要在高等教育中引入激励因素。有人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就是引入激励因素，确是引入了激励因素，但是引错了地方，在公立大学中收取高昂学费，实际上相当于拿出员工的基本工资进行拉开差距，招致普遍的不满是必然的结果。正确办法是，在不取消保健因素的基础上引入激励因素。
2、用公平理论来分析高等教育产业化。
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一个后果是，大学急速扩招超过了社会需要，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高学历低就，特别是农村或没家庭背景的毕业生更是如此。这样，违背了公平理论，使社会阶层的凝固和阻隔，同时也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在此，我们用亚当斯公式来分析一个农村（或城市贫民）大学生家长对高等教育的选择行为：用OA/IA来表示家长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比；OB/IB作为参照对象，对于在高等教育高投入（交高昂学费）、低产出（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他无论是选择以高校未收费前作为参照系，还是以让子女不接受高等教育而直接就业作为参照系，还是以城市中上层家长（一般有学历之外的其他资源帮助子女就业或者获取工资较高的工作），OA/IA与 OB/IB都是不等同的，他及其下一代都是感到不公平的，进而对政府和社会产生愤怒，甚至产生仇视情绪。长此以往，不公平感的积累，将产生社会阶层的对立，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3、用期望理论来分析高等教育产业化。
如前所述，公立大学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由于具有竞争性，所以需要设置门槛，控制进入。原来的控制方法是分数，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又增加了重要的一项，即家庭的经济能力。用期望理论来分析，作为学生的个人努力，能够达到个人绩效（获得较高的分数），但是却得不到组织奖励（把公立大学视为组织），因为组织是用另外的标准——能否付得起学费——来决定能否获得高等教育，个人得不奖励，个人目标（上大学）也就不能实现。作为贫困家庭子女，唯一的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被堵死，个人就产生社会失望感，进而自暴自弃，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如果对此不并进行纠正，将导致社会动荡。

三、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
面对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了公平的丧失，效率的低下，以及社会的普遍不满，并进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彻底反思高等教育产业化之路，重新确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在此，根据有关动机激励理论，笔者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
1、公立大学回归要公共物品的本质属性，取消收费制度，由政府全额拨款。因为政府有义务给国民提供最基本的免费高等教育，这属于保健因素，也事涉社会的公平。根据目前高校情况，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1）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拨付给这么多高校，怎么办？应对的办法是，政府财政没必要供养这么多高校，可以卖掉一些高校（要公开、透明的实行拍卖，确保国有资产不被贱卖），有多大的财力就供养多少高校，但不能全部卖掉，但政府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公立学校，并加大财政投入。（2）高校现在的规模已经很大，政府的拨款不够支出，怎么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缩减招生规模，同时裁减冗员，压低成本。（3）高校后勤可否产业化？我认为可以，但一定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这里对后勤实体要充分发挥激励因素，目的是提高服务质量，降低商品价格。
2、放开私立大学的准入限制，鼓励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外国资本（包括国外教会、慈善机构等）投资高等教育。政府的任务是制订私立大学的成立和运营标准，只要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成立，在平时加强监管，保障学生和教师的利益。如果有条件，政府可以给予少量的拨款，但要透明。私立大学体现激励因素，可以收费，现在的教育产业化的一些理念可以在此领域运用。公立大学体现公平，私立大学要体现效率，不同的期望都能得到满足，同时保证高投入要有高回报。
3、公、私立大学要界限分明，公立大学不能办私立学院。目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一个怪胎是很多公立大学设立私立性质的二级学院，实质上这是运用公共资源谋私人利益，一方面败坏了公立大学的名誉，另一方面，非常恶劣的是，利用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本合谋挤压私立大学的生存空间，带来极坏的恶果，所以要坚决取缔公立大学下设的私立二级学院，要么变成独立的私立大学（可以收费），要么收归公立大学（不可以收费）。

经过以上三个部分的论述，现将本文观点作一归纳：从双因素、公平和期望理论来分析，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都不能产生正向激励，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已经并将进一步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要重新确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对改革的政策建议是，对公、私立大学明确界定，实行不同的政策；公立大学取消收费制度，体现保健因素；对私立大学放宽准入，允许收费，体现激励因素；二者的互相配合，实现公平激励和期望激励的正方向。


李克垣
2006年6月24日



国家赔偿法立法目的实现情况

戴洪斌


　　国家赔偿法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按照国家赔偿法具体法条的表述，其立法目的一是保护被侵权人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二是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对于国家赔偿法条文规定，以及在社会中的实施效果，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家都认同，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本来就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进步。
　　对国家赔偿法的具体实施进行分析，应是呈现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实际获赔的案件并不多，二是国家赔偿法的促进效果还不错。
　　国家赔偿法实施的前期，其效果并不太好，赔偿义务机关多是不能正确认识国家赔偿法的重要意义，以及妥善处理好国家赔偿争议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更多是站在本身单位角度来看问题，不愿进行赔偿，甚至也不愿给予妥当的协调处理。这是前半期的实施情况。
　　到了这几年，由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增强，国家机关对国家赔偿法认识的深入，和谐稳定的高度强调，国家赔偿法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第一方面，国家赔偿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实现情况。
　　一些案件被依法确认违法，还给予了实际的国家赔偿。一些案件虽然还够不上确认违法和给予国家赔偿的标准，但是因为职权行为本身多少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于情理法的综合考虑，还是在做不少协调化解工作的情况下，给予了一定数额的救助，或者通过民政等的途径解决了当事人的实际经济困难。具体表现为：一是相关国家赔偿争议，在赔偿义务机关处理环节或者其上级机关复议期间，就通过做工作，得到了妥善处理，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于是，这一国家赔偿争议就不会申请到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来，表现在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国家赔偿案件数量上的大幅减少。二是申请到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违法的少些了，申请到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要求给予赔偿的更少了。这都是与国家机关自身在执法活动中加强依法性有关，也是与各赔偿义务机关及其上级机关在具体处理国家赔偿争议中加大协调化解力度有关。国家赔偿案件申请到人民法院数量减少，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三是申请到人民法院和赔偿委员会的确认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一方面要强调依法处理，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更要强调做好化解工作，以赔偿义务机关和当事人达成谅解、和解协议而妥善解决，做到了案结事了。或者，协调相关单位和部门，考虑到当事人的具体困难，而给予其一定的救助或者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障。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国家赔偿中，很多是合法不合理的，职权行为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当事人也受到了实际的损害，当事人也有实际的生活困难，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和妥善解决的。
　　虽然国家赔偿法在近几年的实施中，在具体保护受侵权人合法利益上力度有所加大，但是由于国家赔偿法本身的局限性，其保护是不充分的，明显不适应现在的社会法律需求。这一国家赔偿法的修法过程正在大力加强，但因为理论和法律研究上的不足和不充分，修正案未能得到通过。
　　第二个方面，国家赔偿法依法促进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实现情况。
　　近年来，国家赔偿法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作用更加明显，国家赔偿法的第二个立法目的就显得更加突出。表明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法制意识增强，表明了社会和国家的救助渠道和保障制度的确立和进一步完善，表明了对于民生问题的更加重视。促进作用实现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国家机关在具体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因为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舆论和要求，因为本身依法执法理念的增强，因为担心信访压力，担心造成国家赔偿等，不断加强自我约束，更加重视执法活动的程序化、规范化、公开化以及人性化，从执法机关自身加强素质建设和严格执法，从源头上就减少了产生国家赔偿争议的基础。这是最基本的。这一执法活动的日渐规范化进程，是法制进步的具体体现，是执政为民的具体落实，也是国家机关获得民众支持的必然要求。
　　二是不少当事人受损害的合法利益，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就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还到不了国家赔偿阶段，没有必要再经过国家赔偿确认程序和国家赔偿程序，减少了漫长而又繁琐的程序事务。这一效果当然是好的。
　　由此可见，国家赔偿法通过其隐形的和明显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各种方式和渠道，越来越起到了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法目的。

2010年1月19日